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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衡、李洪钧伯侄为唐代宗室，其墓志以及以往的出土石刻文献，对于唐太祖景皇帝李虎后裔的一枝世系之证实补阙纠谬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诹日"又称"诹吉"，是古代选择吉日的一种方术。其发源莫知其涯。甲骨文中有诹日卜辞，学界对此业已达成共识，但对诹日产生的具体时代尚有分歧。有人认为武丁时代无诹日，诹日观念产生于廪辛、康丁时期；有学者主张武丁时代不仅诹日，且"已有日书之实"。本文赞成武丁时代诹日说，并论证了"出入、田猎、征伐"三种典型旅行诹日卜辞，指出商代诹日不分刚、柔，载籍所谓外事"刚日"、内事"柔日"完全是周人的观念。本文不认为商代有"日书"，因为殷商和西周时代的诹日没有脱离龟卜筮占而独立存在，"日书"产生的前提条件尚不具备。7年8月，博物馆始在原"史陈列"的基础上修改"党史陈列"。此后，"党史陈列"经过数次修 式放。年，博物馆又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结束放。梳理"党史陈列"的修改过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目前博物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 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图式"一词在美术类文献中经常被误用。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图式"的源流以及它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艺术史中的广泛应用来阐释其意义和重要性。"图式"是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是对事物的概括认识。"图式" 初通过遗传获得，之后则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流和不断被修正而发展。绘画中的"图式"概念虽然被赋予了具体的可视性形体，但它基本是一个"原型"的概念，这个"原型"具有很大的先验性和普适性。因此，把"图式"视为个性化的风格违背了其原本的涵义。以唐代杨贲墓志为主要参考，结合其他墓志及文献材料等，考定"鵷水"乃唐代对漳、滏合流之处地貌的一种通俗描述，周穆王饮宴之"蠲山"即今邯郸市峰峰矿区之"元宝山"，"黄塘泉"衍为"董塘渊"系传抄之误，唐代确有民爵制度等。本文针对新近发现的错金铭文"蔡公□宴之戈"铜戈，系联了目前所见的蔡公系铜器铭文，探讨了蔡公□的家族谱系。博物馆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束腰爵。从形制分析，束腰爵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ⅧT22∶6)比较类似，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束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显的铸造披缝，而三足的外侧面顺着腹部自然延顺，在腹与足的连接处以及足部的外侧面，没有任何披缝的痕迹，足部外侧和内侧有明显的凸起分界线。这些现象表明，其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1块底范、1块鋬部的活块芯构成。束腰爵三足外侧弧形凸起显着，可能是在外范上也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显示，束腰爵鋬上有四个规整的方孔，检测表明，四个方孔并没有在鋬的表面形成镂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头与外范之间存在缝隙，未形成镂空的方孔。方孔的作用一是镂空装饰，二是可作鋬部泥芯的工艺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件爵底部的外缘，与腹壁的分界处有一处凸起，可能是浇口的痕迹。明初宫廷画家郭纯于永乐二年(144年)由黄淮而进入宫廷，永乐十二年(1414年)以后受到明成祖的重视和信赖，成为永乐朝 重要的宫廷画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他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备受恩宠。永乐以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提倡，宗法两宋院体风格的绘画逐渐占据明代宫廷绘画乃至整个画坛的主导地位，郭纯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郭纯能得到明成祖的宠赉和信任，除了因其谦逊淳朴、画艺高超以外，更与其擅长金碧山水相关，而其从事金碧山水创作本身也与明成祖对这一绘画形式的喜好与大力提倡密切相关。明代前期金碧山水画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代表，郭纯的金碧山水承宋元传统，并直接影响了此后戴进、石锐等人的创作，对于金碧山水在明代的勃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朝建立后，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铜镜铸造业获得了很大发展。铸镜工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纹饰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本文结合考古出土和传世品，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明代铜镜的类型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铸造时间提出了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