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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遗址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着墓葬，文化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其中的套头葬习俗尤其独特。这批墓葬代表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命名为"可乐文化"。这对推进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也为进一步从考古学上探索夜郎文化奠定了基础。本文在研究汉代服饰考古的基础上，总结描述了汉代服饰发展的轨迹，并通过分析影响服饰变化的决定因素，总结出了汉代服饰变化发展的四个主要动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根本动因；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直接动因；不同服饰文化的碰撞是冲击力；名人效应是偶然动因。以野石山遗址为代表的野石山遗存是分布于云南高原东北部昭鲁盆地的一种青铜文化遗存。该遗存晚于公山文化而又早于红营盘遗存，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11～前1年。野石山遗存具有不同于公山文化的自身特征，很可能受到了来自四川西南部西昌及其以东青铜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搜集、整理、分析，探讨了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研究发现，峡江地区的青铜器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数量和出土青铜器数量都较少，后一阶段则明显增加。与青铜器伴出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石范、陶范、铜矿石、铜渣、烧土面等冶铸遗迹，说明该地区存在早期的青铜冶铸业。若将该地区以巫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普遍早于西区，遗址和青铜器数量，也都远多于西区，这说明东、西两区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原因，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法国19世纪的艺术十分多样，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流派纷呈。然而，有一股恒定的潮流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成为法国艺术的一大特征，那就是学院体制下的专业创作。从新古典主义到被称为"消防队员"绘画的潮流，法国始终遵循古典时期定下的学院在教学、深造、创作和收藏方面的原则，造就了一大批法国学院派艺术家，尤其在历史画、肖像画方面获得很高成就。雕塑领域以吕德和卡尔波为代表，同样成果斐然。本文通过对法国学院体制的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性介绍，从法兰西美术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罗马奖、罗马法国学院、沙龙展、画室、卢浮宫等机构性层面，探索这一学院派潮流得以历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并分析学院派在2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博物馆界能够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原因。关防作为印信的一种， 早出现于明代，清代主要颁给临时设置的员作临时性印。 博物馆藏有一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为197年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所使用。本文以这枚藏印为线索，梳理了 次请领大学堂"关防"的过程，还原了京师大学堂从草创阶段具有浓厚封建特色的旧式书院，经过几任大学堂负责人的苦心经营，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并具有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同时指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从木质改为铜质，这一变化反映了清在 十几年社会危机的时刻，对新式学堂应势而变的态度和逐渐重视的过程。清代金石学发展迅猛，黄易为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家。山东博物馆藏《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为清稿本，是目前所见研究黄氏金石收藏，尤其是古代铜器铭刻方面的珍贵，也是研究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重要。由于拓本集流传日久，在黄氏之后经过了很多学者的题跋和考释，其收藏和流传情况不甚明晰。本文通过对《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黄易以后的题记情况和递传顺序进行分析，对九皋、杨铎、黄咸宝、丁彦臣、匡源、李山农和李家恺等金石研究学者进行考述，厘清《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的流传经历，进而梳理出清代山左金石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金册是明代分封制度的重要凭证，是受册封人的身份象征。本文通过对有关金册文献的梳理，并结合出土实物，对金册造、使用及存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明朝依据宗室身份等级不同，册封时分别授予金册和银册。金册由内府银作局造，翰林院撰文，中书科书写。用金初由银作局向内承运库支取，后由户部收。诸王册封以授予册宝为核心，制定了一套隆重的仪式。初封诸王的册封仪式在京师举行，袭封诸王的仪式由朝廷派遣使臣至各藩府举行。册封时间嘉靖三十二年之前无，之后大多安排在四月。册封仪式结束后，金册即存留于王府。金册用于随葬，仅见于明代早期，应属个案。金册尺寸有严格的规制，明初已定长"一尺二寸"之制，并为以后历朝所遵守，可作为出土封册实物定名的标准。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对徐悲鸿风景油画的绘制时段进行了依次考证，为后续研究务实了基础。徐悲鸿在留法之初即始画风景油画，但他绘制风景油画的主要时段集中在2世纪3、4年代，尤其是4年代初旅居印度、云南期间，5年代以后基本不再画风景油画。11年3月扩建后的 博物馆重新对外放，新展中有一个《古代佛造像艺术》的专题展，其中展出了1件隋唐时期的"善业泥"，文字说明为"善业泥佛像"，并解释这种工艺的方法是"用净水澄泥，再以细绢过滤，调匀颜色，和以胶水，铸铜为范，由范成像"。笔者一直对这类造像感兴趣，而国博展览的说明留给我们阐释的空间很大，同时考虑到藏传佛教流行的擦擦与之的对应关系，本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这种小型佛造像的名称，二是汉藏这种小型造像的题材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