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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代遗存，许多遗迹和遗物在一般的居住遗址中是很难见到的。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文化遗存的内涵，结合孟庄遗址的延续时间和地理位置，认为孟庄遗址应是商王朝东征时建立的临时事重镇，是商王的重要驻跸地，在商王仲丁和河亶甲东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许昌地区发现的汉代陶器主要有熏炉、壶、耳杯、井、磨、仓、灶、奁、鼎等，类型比较丰富。本文对许昌地区现藏部分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参考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年代进行了大致推定。综合而言，许昌地区的两汉陶器在形制、工艺等方面，与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异，能够代表并反映当时的技艺特征、工艺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倾向。鹿野苑石窟凿于北魏献文帝时期，位于平城北苑西山中。作为一处皇室宗教营建，其布局设计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涵义。《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认为，第6窟"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菩萨和窟口外两侧各雕一力士的新形式"，这一结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鹿野苑石窟的造像组合应是一佛二菩萨，窟外两侧的力士像年代应与云冈第二期偏晚或云冈第三期石窟相当，很可能是在北魏中期末或晚期补刻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阳县高寨乡发掘围坡田洞、观音洞、仓口洞、幺罗寨洞4处岩洞葬，出土海贝、料珠、铜钱、陶片等文物，初步确定其为花仡佬遗存。本文认为从辉卫型先商文化存在的相对年代判断，该文化的创造者应与商族先公王亥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亥"服牛"所在，当以《楚辞.天问》所记为准，是在古代有扈部族生活的地区。有扈故地在今郑州以北的古黄河沿岸，这里正是辉卫型先商文化的分布区。本文通过对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遗存和相关冶铸遗迹的搜集、整理、分析，探讨了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研究发现，峡江地区的青铜器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即夏商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前一阶段遗址数量和出土青铜器数量都较少，后一阶段则明显增加。与青铜器伴出的还有为数不少的石范、陶范、铜矿石、铜渣、烧土面等冶铸遗迹，说明该地区存在早期的青铜冶铸业。若将该地区以巫山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出土的青铜器年代上限普遍早于西区，遗址和青铜器数量，也都远多于西区，这说明东、西两区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原因，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筒腹鬲是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较为普遍和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 代表性的典型器之一。中原的郑州地区也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这种典型器物。郑州地区的筒腹鬲 早出现在夏代晚期，在商代数量有所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有青铜筒腹鬲。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与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通过太行山东、西两麓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郑州地区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筒腹鬲，是伴随着先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南进而出现的。商文化中包括筒腹鬲、彩绘纹样和占卜技术等均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使得其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伴随着商文化的强盛而发展成为对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纪王崮春秋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三部分组成。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中。墓室由外椁室、内椁室、二重棺、两个器物箱、三个殉人坑组成。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等遗物。纪王崮春秋墓规模大、规格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对研究该地区东周时期文化和丧葬制度等意义重大。9年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贵港市孔屋岭发掘汉墓3座，分为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有斜坡墓道，出土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银器、石器等，另外还出土了一些五铢铜钱。其中M2为异穴合葬墓，时代为西汉晚期，MM3分别为双后室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时代为东汉前期。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外镇中留后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